薄熙莹黄菊自杀真相中的天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多如繁星的体育纸时代，我选择了《体坛周报》，体坛也选择了我，恰如一对郎才女貌的佳偶。彼时，体坛刚刚创业，百废待举中最渴求的是优质人才；我则留校任教，大学老师不坐班，20多岁的年纪又荷尔蒙满溢。这是处男与的碰撞，有很多的美好情怀，也有很多的莽撞。 千里飞鸿雁，在那个私人电话都没有普及，更遑论传真机、电脑的草莽岁月，一支钢笔、一摞信纸、8分邮票开始了我的生涯，从《为聂棋圣把脉》起步——一个不会下围棋的人居然敢为棋圣把脉，还居然刊发在头版，多么的青春！ 多年后，时任编辑彭金枝女士告诉我，当时在一大堆的读者中，她发现两个人写的东西蛮有意思的，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张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当时还是编辑部主任的瞿优远听了汇报后，专职足球编辑李晔辉和朱曙光与我们联系，从此，我的“”就化作铅字频频出现在体坛上，甚至头版、甚至整版！纸媒时代，这是很让我等业余作者有成就感的牛逼事。尤其是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勃兴后，傍着申花这个大款，“黄浦江畔四小龙”、“解放范志毅”和“申花怒放在深秋”等署名周文渊作品或亦夏作品的文章井喷上市，俺收获了小，也收获了小酒钱，吼吼。 犹记得第一次造访体坛总部时的情景。那是1997年秋的事，那时我受邀担任湖南经视世界杯预选赛直播解说嘉宾来到长沙，业已成为实际负责人的瞿优远，闻讯后开车到把我这个特约了数年的撰稿人接到“娘家”，一层在省体委大院车库上搭建出的“违章建筑”。编辑部在一个大套房里，里面一小间端坐着两位主任李晔辉、张敦男（后来我也在此安了一个桌），外面一大间则是各位编辑老师的工作场所，有骆明、朱曙光、明和吴瀚等以往只闻电话声，不见真人影的体坛幕后英雄。这些共用了只有12个正式编制的元老们，就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铸就了中国体育史上的一段传奇，我也在此与《体坛周报》实现了第一次握手。 哦，有个情节不能不提。当瞿老大引我与那些老编认识时，有个人正背着身打电话，浑圆的身型、一头的长发。不知电话那头是谁，但一定是哥们，因为通话时“你丫、你大爷”的京式笑骂不绝于耳。您猜对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京湘，或叫刘启明。因为“十问”，年纪轻轻就在江湖上爆得盛名，人称德兴社的马德兴老师不得不隐姓埋名，蛰伏于长沙一隅等待复活，顺便再续佳缘。 随着98年正式签约体坛，鄙人从业余选手升格为职业运动员，也就必须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不能再拘泥海派足球这一亩三分地啦，也不应该再有主队的成见，除了中国队。记得99年奥运会预选赛，俺在自家上与小马哥打起了“保霍”与“倒霍”的笔仗。在崇尚温良谦恭让的天朝，兄弟公开论战已属罕见，而观点交锋之犀利更前所未有，不仅让一般吃瓜群众看得目瞪口呆，连已成为央视足球之夜制片人的著名体坛之友张斌都百思不得其解。张老师专门询问瞿总编，这是不是你们体坛的策略啊？既制造吸睛话题，又立于不败之地，反正最后结果，保霍与倒霍总有一个对的，“张效瑞让霍顿傻了眼”。 策略？NO，这是体坛文化，鼓励记者放飞个性，也不干预记者自主创作。正是在这种、包容的机制和氛围下，体坛茁壮成长，我也一起成长，以36岁的“高龄”、以经济学教师的身份半出家，成为一名专情于中国足球的观察家、家——《“审判”足球大佬》，这是我2005年出版的一本足球专著，书中指名道姓地审判了当时中国足坛的诸多风云人物，如阎世铎、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蔚少辉、陆俊和徐明、等，从司局级到职能部门主管、从著名金哨到足球老板一网打尽，而他们最终锒铛是5年后的事情（除了阎世铎）。 “体坛+”是体坛传媒集团旗下《体坛周报》及诸多体育类的唯一新平台。 平台汇威的一手体育资讯以及国内外顶尖资深体育人的深度观点， 是一款移动互联网时代体育垂直领域的精品阅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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