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围绕袁伟民出任体育总局局长的五年历程，透视了他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道出了他为官的真实。此书特别引用袁伟民大量原话，充满智慧和，首次详细坦述其20载心……[ 2004年6月23日晚上，中了这样一条新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所做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重点披露了“对审计55个中央部门和单位2003年度预算执行中查出的突出问题”，特别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随着各家纷纷转载，事情的传闻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说：体育总局挪用奥委会资金、奥运会资金建了机关干部的“楼”、“楼”。新闻中提到的“职工住宅小区”就是龙潭湖职工住宅小区，它到底是不是“楼”、“楼”，还得从它建造的用意说起…… 过去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住房，都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投资建房，然后将国家的房，让职工付低租金入住，按国家的有关，不同级别的职工入住不同面积的房。1999年和2000年时，国家开始进改了，采取国家的房子低价卖给职工，以后逐月发放住房补贴的办法，实现住房商品化了。可是，有许多老单位，因为员工多，欠账太多，有许多员工还根本没分配到住房呢，没有那么多老房子可卖给职工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国家给了一个临时政策，允许在那一阶段可以采取国家（自有资金）、集体（单位）、个人自筹集资建房。这是一个为民解、雪中送炭的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党组研究认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不搭上这最后一班车给群众建房，就很难解决体育总局系统无房户、未达标户过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是关系到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要千方百计搭乘福利分房的最后一班车，建好龙潭湖小区总局系统的职工住房…… 龙潭湖小区的房子解决了国家体育总局为数不少的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所以至少它的建造“出于好意”，不属于“楼”；但是，这次“审计风波”的重点不在于这座住宅小区是不是“为民”，而是是否“挪用了专项资金”…… 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写着：“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而由于英文稿的翻译错误等各种问题，在国际上，这件事情甚至被为“国家奥林匹克专项资金”，虽然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但使境外和受众对审计报告内容和实际情况产生了一定的…… 问题出在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把我们建房的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误定性为了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多了“专项”这两个字，这就使问题性质发生了变化。懂经济、懂财务的人都知道，“专项资金”是财政专用名词，有特定的涵义，不能随意扩大使用。事实上，中国奥委会的账户上既没有财政专项拨款，也没有其它有专项用途的“专项资金”，只有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这些钱是10多年来各单项协会和中国奥委会进行市场开发积累下来的，主要是八、九十年代运动员、运动队做广告所得，以及参加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和国际单项协会组织的比赛和大赛的分成，因为当时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还没有成立，思想观念也没有那么，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分配政策，所以广告费和金也没分掉，其中还包括我当教练时带领中国女排打比赛分得的钱和中国女排做广告的钱在内呢，这些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累的钱，都是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艰苦拼搏的钱。取之于他们、用之于他们，应该说也算合理。 面对一夜之间被炒作的突发事件，国家体育总局没有思想准备。体育总局有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知情者认为，应该在体育总局的网站上尽快说明“关于中国奥委会资金建设职工住房”的事实，以正视听，以免继续炒作此事，损害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的形象。可是袁伟民和李志坚两位主要领导经过仔细考虑认为，这么做是否又会带来其他负面问题，审计署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所以，体育总局只能暂时保持沉默，先不公开做出回答…… 袁伟民、李志坚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办法，他们开始内部的，化委屈为力量，要彻底搞清这个问题…… 建职工住宅的事我们1999年就立项了，2000年至2003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时都没说是问题，怎么审计署换了一个人管之后，就突然说有问题了，我和志坚很想听听该同志的新看法，弄清楚我们是不是真有问题。我们特意把这位同志请到了总局，我和志坚两人一起耐心地听他谈，希望他不要有任何顾虑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同志就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资金建职工住宅问题的本身并没有进行分析解释，是十分生气地提了一大堆我们有关部门在接待他们的过程中安排不妥的问题…… 我和志坚听后当面表示了意，并表示今后改进，配合他们搞好审计工作，并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审计体育总局的有关问题。这位同志见我和志坚的态度较诚恳，这才有点息怒，但回答了一句令我和志坚、及当时在座的加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监察部、审计署其他同志大吃一惊的话，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内部提出的起了作用，由监察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重新启动。可是眼体育代表团即将出征雅典，而联合调查组的结论还没出来，由于渠道信息的不对称，只有一面之辞，将体育总局定性为挪用“财政拨给奥运专项资金”、“2008奥运会资金”的错误信息越传越广。 关于事实的，体育总局也想说，然而他们接受《》海外版采访的新闻，却还要接受审计署的审查，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连事情的也不能说明白…… 当时我还是奥运会组委会的执行，而且马上就要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雅典奥运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海外如此搞乱，给国家和体育事业造成更大损失，我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打电话与审计长商量，告诉他我们准备接受《》海外版记者采访，首先面对海外读者做出解释，尽管联合调查组结论还没出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明，我们的不是奥组委的钱，不是建设体育场馆的钱，不是社会捐赠的钱等等…… 审计署办公厅要求此稿见报前一定要经他们审，他们认为不能讲的就不能讲，结果送审时，我们想楚的有些话都被他们删掉了，他们只让我们做简单解释。为了顾全大局，当时我们也只能同意只做部分解释。我很费解，为什么我们的话语权要受他们。我们有对自己负责，为什么他们天天在答记者问，我们答记者问还一定要由他们来审？我不明白谁给他们这么大的…… 2004年7月8日，发通稿转发了《中国工商时报》的评论——“讨论体育总局对审计清单的”，体育总局不该以“为国争光”来压审计，文中说：“如果以此为借口而影响中国在雅典奥运会的成绩甚至影响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则体育总局必须做出更加深刻的检讨、必须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这个时候的袁伟民，是真地觉得很委屈：一生都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的他，却在自己体育生涯的最后时刻背上了“拿‘为国争光’掩饰自己错误”的！在他看来，这不但是一个事关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体育形象的事情，中国体育的荣誉是几代人垒起来的，怎能承受的？！ 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中国体育代表团打好雅典奥运会这个战役，但是有些人、有些部门、甚至有些领导人的不了解情况和吹毛求疵，又让他深感几分。 任凭审计风暴刮得再凶，现在的大局就是奥运会！本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利于欧洲，金牌、牌将会更加分散，而因为2008年奥运会在举行，国人对雅典奥运会中国取得好成绩的期望值会很高，网上观点，认为中国获得金牌21－30块的人占56％，认为30块以上26％，所以在我们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肩负重托，顽强拼搏，在雅典奥运会上争取优异成绩’。 在2005年6月28日，审计长向全国常委会审计报告中讲到对去年审计发现问题时，又引人注目地点了体育总局的名，说“除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的资金尚未落实整改外，其他都已整改”。这里，审计长不仅回避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论，不做任何更正，而且还未加任何说明地以“资金未归”为由，再次点体育总局的名，实际上又一次向社会公布，去年审计中被定性归类到“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专项用途的资金”这一类别的国家体育总局，至今尚未归还资金…… 感谢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心，感谢以监察部为主的联合调查组，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出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中央领导在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雅典送行时，就已向我们透露审计问题已经初步调查清楚，勉励我们轻装上阵。从雅典归来，我们得知联合调查组对我们问题的定性是：‘体育总局以党组会、局长办公会的名义，中国奥委会资金用于补足建设职工住宅经费缺口部分、发放职工补贴等做法是不妥的。’显然，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没有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开会决定这笔资金，是一个财务管理程序不妥的问题。审计署将我们财务管理中出现的一个程序不妥的问题错误定性到‘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它有专项用途’的类别中去是不对的。中国奥委会没有专项资金，体育总局没有‘专项资金’，是审计署对体育总局问题的定性有误。如果没有监察部主持，有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负责任的深入调查，我袁伟民、李志坚再硬扛，这个‘冤案’恐怕也是难翻过来的。 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大可能给同一个洲。所以，当时中国奥申委的“合纵连横”战略是：为了申奥成功，支持来自欧洲的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而不支持同为亚洲的金云龙竞选。 然而，在申奥最关键的时候，却传出了中国某国际奥委会委员公开支持金云龙、并提名金云龙为候选人的消息…… 为了避免此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造成罗格误会，我们商量了一个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推荐第二个新候选人罗格。按理说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推选谁的事情——他事前总该征求一下奥申委和中国奥委会的意见吧？按外事纪律是要打报告请示的，可是他没有，口头报告也没有。就这样突然把金云龙提出来，这使我们都很难理解，也感到很棘手，因为他已经是7旬有余的老人了，干了一辈子体育外交工作，按理什么规矩都懂，当时能说什么？！…… 我们为了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希望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让出局。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申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策略。申奥时，两个最主要竞争对手巴黎和都会在一个问题上做文章，那就是“问题”。许多高层人士分析，“的申办工作，成也、败也”，其中“问题”是一个最的问题。 于是，随着距离莫斯科投票越来越近，如何在申奥陈述中提及中国的“问题”成了一个焦点。“问题”很重要，应该说；但是“问题”又很，怎么表达更重要！ 我主张主动去讲‘问题’。我的根据在哪儿呢？我们总理当选总理后属牛的今年多大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主动讲到问题，我们只要不离开总理讲话的原则就行了。我认为和的竞争对手们肯定会在‘’问题上做文章，与其回避这个问题，不如去主动触及这个问题，以显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正视这个问题的决心…… 在中国驻莫斯科的里，见到岚清同志时，他正在用英语背两天后他自己的陈述，因为他比较注重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陈述讲得更好——处在临阵前的那种状态，而果断。当前去的人把关于问题委员们的反应，尤其是那些我们在国际奥委会的好朋友们的反应讲了一遍后，特别强调看来如果我们在陈述报告中只字不提问题对我们很不利。岚清同志经过反复考虑，拍板决定：第二天在的陈述讲话中加一句话：‘如果申办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问题。’…… 悉尼奥运会前的两个月，总局体育信息所编发的《体育情况》传递了这样一个消息——中国的兴奋剂检查部门已经与开展了兴奋剂互检，并且进行EPO检测方法的合作研究——这意味着悉尼奥运会的血检水平大幅度提高。那时中国的体育兴奋剂事件还屡有发生，但悉尼奥运中国在兴奋剂问题上决不能出问题，因为那会影响申奥。 于是体育总局对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检测。第一次检查结果是：两名田径运动员尿检阳性，17名运动员血检超标，20名运动员血检疑似超标。在这份名单中，有著名选手，是有希望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选手……后来人，很多人都发现了，有些实力不错的运动员最终没能出现在悉尼奥运会上，其实原因很简单，有37名运动员被在了兴奋剂的阴影下。 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被寄予厚望的队伍，七人中有六人从名单中消失了…… 面对这份令人惊愕的名单，我意识到，过去每次大赛提心吊胆生怕会发生的事，这一次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势凶猛、突如其来，带有性。对于兴奋剂这个体坛大，我一向深恶痛绝，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李志坚等总局其他领导是完全一致的，使用兴奋剂会运动员身心健康，公平竞争，体育。兴奋剂问题关系到国家荣誉和中国运动员的形象，是问题，是问题，对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体育总局必须高举反兴奋剂大旗，绝不含糊！…… 出征奥运的运动员也关系到各省利益，所以国家体育总局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同时，有省份提出了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他们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袁伟里是一清二楚的，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再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就难以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 9月1日下午的会前，我写了这样几点——第一，这次血检是我们和兴奋剂斗争的一个突破，这场斗争远没有完；第二，反兴奋剂的态度要，但处理上要积极稳妥；第三，给省市领导做好工作，要耐心要细致——为此专门写一封长信；第四，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汇报一次；第五，检测中心一定要科学合理，不能出问题，要按兴奋剂检测的程序办事；第六，要收集好材料；第七，开一个项目中心的主任会，主要谈反兴奋剂问题和备战问题……如果会后各方面都配合的话，这么多工作要做，时间上都觉得来不及，然而使我们远没有想到的是，血检超标名单一公布，看到我们动真格的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申奥，我还得多一条‘’。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本文由 恒宇国际（www.neivn.cn）整理发布 |